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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带来异国的文化成果，同时也带回中国的学术成就，特别是把记载中国先进思想和科技发明的图书刻本运回本国传授。随着佛教的深入，佛经又大加刻印,传向四方。由于中外僧侣往来，佛学经典也随同汉文化学术通过图书刻本大量传到海外，其中日本、朝鲜等国就受到很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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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、李著作认为，“中国出版史的著述，不只是要忠实地描述若干历史现象，而是要总结出其中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。”根据这一创作思路，宋、李著作力图探索出版发展规律，作宏观式的描述;摆脱书史、印刷史的一般写法，对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处理。吉少甫主编的《中国出版简史》，是上海学者的集体研究著作，着重论述重要出版史实和出版家的活动，以材料见长，书中的书影、人物等插图有60多面。
这本大事记在编写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创新，突显了出版与文化的紧密联系。这一年是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，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了《回忆中华书局》(上、下册)。中华书局在成立80周年时还出版了纪念论文集《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》(1992年)和《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》(1992年)。
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，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，他shou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，独力搜集史料，开创性地编辑、注释而成的八大册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》，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[3]。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，限于当时历史条件，注重革命进步材料，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，出版时间分散，读者查找不太方便。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，对编辑史、出版史研究的贡献，功不可没。
数字化出版是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，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盘、磁盘等介质中，信息的处理与接收则借助计算机或终端设备进行。它强调内容的数字化、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、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、学习形态的数字化。数字出版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，但是发展很快，目前已经形成了网络图书、网络期刊等新业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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